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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
人民网    2014-04-07 04:02:15    文字:【ag88登录|首页大】【】【

改革路上的三中全会

     现在,每当提到“三中全会以来”,大家自然而然地会想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为何被称为共和国历史上的转折点?原因就在于,它实现了拨乱反正,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完成了中国共产党工作重心的转移……总而言之,它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将中国带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此后历届三中全会,都与经济改革和发展规划有关。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我国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此为标志,改革重心由农村转到城市,并吹响了向全面体制改革进军的号角。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之路并非一帆风顺。风帆高悬的改革之船下面,暗流汹涌,稍有不慎,就有渗水沉舟的危险。在这一紧要时期,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批准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方针,使原本过热的经济逐渐进入平静期。

     1989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确立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在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积极探索和领导下,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推动下,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以此为标志,中国进入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体制改革的目标虽已确立,但目标的构建路径和具体内容尚未细化。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就承担起这一历史使命,为这一改革目标的实现构建了可供操作的蓝图。

     我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农业历来都是定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如何在市场经济下搞好“三农”问题成为中央领导人必须思考的重要问题。1998年,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到2010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奋斗目标,同时确定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坚持的方针。

     进入21世纪,中国在改革、发展的道路上继续大踏步前行。2002年,党的十六大确立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领导。第二年,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成为总结10年市场经济历程、开启未来10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世纪宣言。2008年,时逢我国农村改革也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十七届三中全会再次聚焦“三农”问题,提出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动城乡统筹发展。

     2013年11月9日,我们即将迎来十八届三中全会。这次全会将为世人展现未来10年的改革路线图。即将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将成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主政后的纲领性文献。因此,这次会议不仅备受国人期待,也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回首35年的改革历程,每一届三中全会都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连接起这些节点,也就抓住了中国经济改革的主线。古人云,“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我们透过历史,重现1978年以来历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党的领导人的运筹帷幄,重温为改革开放殚精竭虑、出谋划策的专家学者的真知灼见,为大家呈现三中全会上改革者的气势与风范。

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陈云,历史选择了这对搭档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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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在中国共产党许多重要而经典的文献中,都能看到这句话。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只开了5天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其实是一场学习会,是对此前开了一个多月、3天前才结束的中央工作会议ag88登录|首页的精神进行讨论和学习。或者说,也是一个仪式,一个向党内外、国内外宣布中央工作会议所做决策的仪式。所以,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激动人心的改革起点,要从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讲起。

     讲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就不得不提两个人:邓小平和陈云。他们两人扭转了中央工作会议的气氛和进程。会前,邓小平在党内的排名只能算第三位,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已经成为实际上的领导核心;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前连政治局委员都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一跃成为政治局常委、中纪委第一书记。追寻这两位关键人物在1978年秋冬时节的故事,是观察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绝佳视角。

     陈云的发言扭转会议方向

     1978年11月10日,212名高级干部走进京西宾馆的会议室,他们是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全会一开幕,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就宣布了3个议题:一、如何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讨论两个农业文件;二、商定1979年、198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工作会上的讲话。而且,华国锋还提出,在讨论这3个议题前,先讨论一个关系全局的问题——从第二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工作重点转移,会场上大部分人都是拥护的。但是,许多大是大非的问题没有厘清,成千上万的冤案尚未平反,“两个凡是”还压在大家心头,这些政治上的阴影不扫除,思想上的枷锁不清理,就要把精力转移到经济工作中去,谈何容易?

     第二天,一进入分组讨论阶段,华国锋定下的议题就被突破了。影响最大的,是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坚持有错必改的方针》。他一针见血地提出,“如果一些政治问题不能首先得到解决,很难使干部满腔热情地支持经济计划”,必须先解决一大批遗留的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比如,要肯定纪念周恩来的“天安门事件”,要把彭德怀的骨灰放到八宝山去,要为“薄一波叛徒集团案”平反,要批判康生的错误等等。

     虽然陈云当时只是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但他在党内威望很高,早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他便是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且,他曾负责党的组织工作,对党内的情况比较熟悉。所以,他一发言,立即在200多人中引起强烈共鸣,会议方向为之一变。

     在这股潮流的推动下,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了包括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八项决定。随着活泼民主的会议气氛逐渐升温,平反冤假错案、肯定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批判“两个凡是”等会议共识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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